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形色特征及其承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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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京开辟下关商埠以后，西学东渐，开始近代城市化进程。但是，六朝古都的传统文化根基深厚，受到外辱后精英阶层的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党政要人、部分在华外籍建筑师拥有较浓烈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本色化运动，以及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代留学归国建筑师因其文化自觉，而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复兴“中国固有形式”的城建政策，凡此种种，都使得民族形式建筑成为南京近代建筑史上，数量较多、分布区域较广、建筑级别较高，以及最能展现南京历史文脉、地方特色与时代精神的重要建筑类型。

将近代南京的民族形式建筑置于中国近代建筑史范畴内，综合考量留学归国建筑师的职业地位，所接受的学院派“布扎”体系的教育背景，及其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的知识结构。以此为依据，参照西方古典主义建筑横三段的构图形式，将南京的民族形式建筑分为檐部、墙身和台基三部分。继而，分别围绕以下三个时段：1、1910年南京出现第一例民族形式建筑，至1927年国民政府制定“中国固有形式”的城建政策，2、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至1937年日军侵袭南京，3、1937年南京沦陷至1949年国民政府迁离大陆，研究民族形式建筑的檐部、墙身、台基的形态类型、形态特征与色彩关系，并进行图示化表达。在此基础上，尝试在今天的南京民国风貌区建筑立面整治与民国风室内设计中，再诠释近代民族形式建筑的形、色要素。

研究目的在于：1、系统梳理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形色特征及其历史背景、建筑师因素，分析建筑师、决策者的民族国家意识与文化自觉，在推动民族形式建筑发轫、发展与兴盛过程中的积极作用；2、图示化表达建筑形、色特征，并推广应用在新南京民国风貌的公共空间整治与创新设计中，力求在当今设计中，汲取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展现历史文脉、地方特色与时代精神的方法途径，力求在当今设计中，传承近代民族形式建筑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形态、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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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1、时间界定：“1910年——1949年”
论文中的南京民族形式建筑，是被纳入到中国近代建筑史范畴内的。对于中国近代建筑史的时间上限——1840年，学界并无太多异议，理由在于：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社会体制发生重大转折，外来文化开始大规模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迈入近代社会。但是，在本论文中，将南京的民族形式建筑的时间上限拟定为1910年，有两个原因：一、民族形式建筑是伴随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而出现的。当殖民文化侵入，中国的“天下”观瓦解时，才使得“中华民族”观念萌生。而中国的“民族”概念最早出现在1903年梁启超写的《新民论》中 ，这之后国人渐有国家意识，并与民族相关联，继而产生了中国近代的民族文化复兴思潮。二、十九世纪末，南京下关开埠，英日德商进入南京开启了对外商贸活动。相比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上海民间藉由石库门里弄开始无意识探索民族形式建筑的早期阶段，南京的民族形式建筑出现得较晚。据现存资料显示，1910年以后由美国教会和帕金斯建筑事务所主持建造的金陵大学校舍，秉持了“建筑式样必须以中国传统为主”的要求，成为南京近代建筑史上民族形式建筑的早期代表。其中1912至1913年竣工的东大楼，是金陵大学最早落成的校舍。此外，同为1910年，时人称“开一时之风气，策异日之富强” 的南洋劝业会也在南京开幕。劝业会在展示两江地区、南洋华侨与欧美产品，并促进南京市政设施焕然一新的同时，也发挥了“振兴国货”的传媒作用。其中的农业展览馆，在爱奥尼亚柱式的柱廊上增加了中式屋顶，不啻为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先声。综合上述原因，拟将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时间上限，定为1910年。

具体分析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墙身形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前，墙身的形态类型有：1、入口山墙+檐下两到三组长条窗+左右排列数组方窗；2、数组长窗间隔约0.8米，等距排列；3、中部较大的拱券形门（窗）+左右排列较小的拱券形窗；4、侧山数组方窗上下排列+山花上数组木百叶窗。这些墙身的形态亦存在共性特征：1、笔者目前所收集的该时段内的民族形式建筑，除了金陵女子大学会议楼、科学馆、文学馆等墙身有立柱，并且外籍建筑师亨利﹒茂非误读了清代官式建筑的立柱开间和比例，或是采用了西方文艺复兴以后将巨柱架设在群肩上的的墙身样式以外，其余建筑的墙身没有立柱，并未发现用立柱标示室内开间的中国传统建筑做法。如，建造于1913年至1925年之间的金陵大学北大楼、东大楼、西大楼、礼拜堂、小礼拜堂、学生宿舍皆如此。2、墙身多采用清水青砖密砌，或外饰米黄色水泥，红色木线勾窗框，白色石材砌筑窗过梁与窗台，整体简洁大方。3、入口墙门贴墙设置，以凹凸线脚勾勒门框结构，其上为出檐较少的四坡顶。4、窗棂多为直棂式变体，金陵女子大学600号楼上则出现了球纹窗棂，但是，大多简约空灵有利于采光。

2、“民族形式”建筑
汪季琦在中国建筑工程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改进建筑设计工作为完成和提高完成国家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而斗争》，首先运用“新的民族形式”这一概念说明是对民族遗产的接收、改造与发展，是旧文化基础上发扬光大的新文化。在该报告中，将建国后的民族形式建筑冠以“新”字，也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两次民族形式建筑的探索是存在差异的。在这方面，王建锋《近现代中国传统复兴建筑现象比较研究》中有详细论述 。新的民族形式建筑出现，也是中国开始现代建筑史的标志。与之相对照，论文将近代南京在1910年至1949年之间发扬光大民族文化的建筑，称为“民族形式”建筑。

二、背景成因

1、缘起与概况
1842年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宁波、福州、上海五处通商口岸，中国东南沿海门户洞开。之后，于1899年对外开辟南京的下关商埠，南京接收到西方工商业文明的讯息。当时的南京和上海、广州、武汉等沿海沿江开埠城市一道，进入城市近代化与近代城市化的时代进程。其中，十八世纪的清王朝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广州，藉由清代十三行这个外贸载体引入了“买办式”外廊建筑，逐步迈开全盘西化的步伐。拥有多国租界的上海，也因着地缘优势和重商传统，而引入金融资本、发展对外贸易，加上租界的现代化生活设施驱使民众求新慕洋，因此，近代以后的上海也呈现出洋风扑面的社会景象。与它们相比，南京一方面因对外开放时间相对较晚，开放门户相对较少而在西化进程上相对较慢，另一方面，身为六朝古都的南京，因其较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以及重礼务实的群体心理，而在西化过程中缺少文化基础与社会推动力。基于此，近代南京虽置身于西化与近代化的大环境中，却在物质与文化心态层面的中西交融中，仍旧顽强地发出南京本土乃至中原、江南地区的民族特有的声音。

放眼整个近代南京，最旗帜鲜明地传承民族特色，以复兴民族文化与地区传统的时代，应在1927年北伐胜利，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的十多年。由《宋美龄与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一文可知，北伐结束后的南京“古老而残破，还不是一个堪称中国首都的城市，冬天寒冷，夏天湿热，甚至没有现代化的卫生设施” 。因此，为了方便国民政府处理行政公务，办理日常事宜，以及打造出民国首府的光辉形象，1927年国民政府开始制定《首都计划》，旨在用美国现代都市规划理念，建设一个基础设施健全、道路四通八达、城市建筑伟岸、功能分区合理的现代政治中心。与此同时，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各种西学潮流与政体改良运动，如洋务运动、百日维新、五四运动等相继开展，政界、教育界、学术界纷纷围绕全盘西化、中西折衷与维系民族本位的议题进行深入研讨与论争。虽看待问题的立场各有不同，但主旨大都一致，即：发展我国经济，振兴我国文化，以求在世界环境中拥有立足之地，而不致被蚕食。由此可见，一股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驱使了上述思想争鸣与社会改革。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一方面，为表明其政权的正统性而强化民族本位思想，率先在大部分的机关公务类建筑，以及为数众多的教科文体类建筑中实施“中国固有形式”的城建政策，从而，为这些建筑罩上了复兴民族文化的时政色彩，助其传达当时国民政府的官方意志。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主要执政者——蒋介石与宋美龄，虽然一个就读于军校，一个成长于美式自由开放的教育环境下，但二人皆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蒋主要将自己的传统文化情结投射在饮食衣装等方面，而宋则在建筑空间与服饰装扮上力求彰表民族文化符号。客观地说，他们将中国传统礼仪之道与西方物质生活形态相结合的做法，对于当时的南京人应有垂范效应。因此，在维系民族本位的国民政府政策指引下，在党政要人热衷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社会风尚中，1927年至日军侵袭前的南京出现一大批拥有“中国固有形式”的民族形式建筑。

民族形式建筑类型多样，样式更是异彩纷呈，因此，有必要先对它加以分类。首先，依循功能可将南京近代建筑划分为：官邸类、机关公务类、教科文体类、工商金融服务类以及宗教陵墓类建筑。据笔者统计，官邸类建筑中，美龄宫、马步芳公馆、马歇尔公馆、荷兰大使馆、阎锡山公馆等均以民族形式呈现。机关公务类建筑中有国民政府铁道部、交通部、考试院、外交部、监察院、立法院、国民大会堂、励志社、中英庚款董事会、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等为民族形式。教科文体类建筑中，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气象台、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中央体育场、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医院、大华大戏院、国立美术陈列馆、国立中央博物院、中山陵园邮局等，均为民族形式。工商金融服务类建筑中，华侨招待所、中国国货银行南京分行等为民族形式。宗教陵墓类建筑中，以中山陵、谭延闿墓为典型代表。其二，如果以机关公务类建筑为例，建于1927-1937年的民族形式建筑所占比重最大，占据近代南京机关公务类民族形式建筑总量约86%。以科教文体类建筑为例，这期间民族形式建筑占近代南京教科文体类民族形式建筑总量约77% 。除此而外的时段里，新建民族形式建筑不占主流。笔者收集的资料显示，1927年以前的民族形式建筑，现存以金陵大学北大楼、东大楼、礼拜堂、西大楼、学生宿舍，以及金陵女子大学会议楼、科学馆、文学馆、学生宿舍为主。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新建的民族形式建筑也是为数甚少，主要有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门房、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等（三大时段民族形式建筑比例见表一）。上述主要近代民族形式建筑的分布如图一所示 。

时间区间	比例	代表性民族形式建筑（现存）
1910-1927	22.7%	金陵大学北大楼、东大楼、礼拜堂、小礼拜堂、西大楼、学生宿舍，金陵女子大学会议楼、科学馆、文学馆、学生宿舍等
1927-1937	72.8%	小红山官邸、马歇尔公馆、荷兰大使馆、阎锡山公馆，国民政府铁道部、励志社、国民政府交通部、国民政府考试院、中英庚款董事会、国民政府外交部、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国民大会堂、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国民政府监察院、立法院，金陵大学图书馆，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大礼堂，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气象台、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中央体育场、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医院、国立美术陈列馆、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古物保存库、国立中央博物院、中山陵陵园邮局，华侨招待所、中国国货银行南京分行，中山陵、谭延闿墓等
1937-1949	4.5%	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门房等

表一 三大时段民族形式建筑比例
（注：各比例计算公式——各时段代表性民族形式建筑（现存）数量/代表性民族形式建筑（现存）总数=各时段民族形式建筑比例。数据来源：1、南京民国建筑网；2、根据实地考察计算）

2、建筑师因素
民族形式建筑作为南京近代建筑的一大特色，除了与上文所说的地区文化传统，群体复兴民族文化的心理，以及国民政府的城建政策导向有关以外，建筑的创造者——建筑师，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受到近代西方建筑师职业制度的影响，民国以后，中国的土木工程师与建筑师从传统工匠中脱胎而来，有了独立的职业身份。他们在国民政府与地方建筑管理规则，以及建筑师专业团体的行业保护制度下，逐步拥有选址、规划、建筑设计的话语权。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在南京执业的建筑师，有不少还就地利、人和之便，在国民政府担任行政要职，或是在高校担任教员，普遍跻身精英阶层。民国建筑师职业地位的提高，以及南京建筑师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政治、文化关联，使得他们成为民族形式建筑之“形”与“色”的直接掌控者。

下面，姑且从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的横三段形式规律入手，将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划分为檐部、墙身、台基三个部位，分别解析三个部位在三大时段中的主要形态类型与造型特征，梳理出建筑形态的阶段性演绎过程。结合潘谷西《中国建筑史》中，关于古代木构建筑特征的内容来说，文中的“檐部”主要涉及：屋脊、屋面、檐口、屋角，侧山搏风板、搏风头，及檐下斗栱、梁、枋、栋、椽等形与色。“墙身”主要涉及：檐墙与山墙，前者由檐下直抵台基，包括其内门、窗、隔扇；后者由搏风板下山尖（山花）、上身、群肩等组成。“台基”最早是为御潮防水，后用以表征建筑等级，文中的“台基”部分，主要涉及：台阶、坡道、栏杆、普通台基、须弥座台基等。

建筑师	毕业院校与专业	代表性民族形式建筑
赵志游	巴黎中央工艺学校，市政及土木工程专业	美龄宫
吕彦直	康奈尔大学，建筑系	中山陵、金陵女子大学
杨廷宝	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中央体育场、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医院、大华大戏院、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门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中英庚款董事会
童寯	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马歇尔公馆、国民政府外交部、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古物保存库
范文照	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国民政府铁道部、励志社、华侨招待所
卢树森	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气象台、中山陵藏经楼
卢毓骏	巴黎国立公共工程大学	国民政府考试院建筑群、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奚福泉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和柏林工业大学，建筑系	国民大会堂、国立美术陈列馆、中国国货银行南京分行
徐敬直、李惠伯	密歇根大学，建筑系	国立中央博物院
齐兆昌	密歇根大学，土木工程专业	金陵大学小礼拜堂
帕金斯﹒菲洛斯﹒汉密尔顿（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建筑专业	金陵大学
耶郎（俄国）		国民政府交通部
亨利﹒茂非（美国）	耶鲁大学，美术专业	金陵女子大学、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公墓

表二 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主要建筑师
（资料来源：1、实地考察；2、根据：汪晓茜 著，《大匠筑迹——民国时代的南京职业建筑师》，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整理）

三、建筑之“形”

观览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其形千变万化、各有千秋，但是，一方面，由于当时的民族形式建筑具有表征国民政府正统性的政治意义，以及传达民族文化复兴思潮的社会文化内涵，因此，其多元化的建筑形态其实是统合在一定的组合规律与设计手法之下的；另一方面，上文所介绍的南京民族形式建筑师在求学经历方面存在共性特征，即，几乎所有的建筑师都接受了西方学院派布扎体系的设计教育。吴葱的《在投影之外：建筑图学的扩展性研究》一文中说道：“学院派”建筑教育体系因袭古典建筑传统，训练上鼓励可以适用于任何风格的折衷主义；“学院派”重要的建筑训练方法是要求学生掌握希腊、罗马的古典柱式和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纪念建筑。设计原则是体现建筑的纪念性等。“学院派”建筑教育以其对建筑制图的高度重视而著称，受到古典主义制图传统和新兴的画法几何学的影响，建筑表现保持古典主义的风格。在设计中，十分重视构图原理，以及在比例尺度、对比微差、韵律序列、统一协调、虚实高低、线脚石缝、细部放大等方面的基本功。 《从学院派到包豪斯——关于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参照系的探讨》一文认为：虽然康奈尔大学在启蒙教学中摒弃了布扎体系从古典柱式学起的方法，哥伦比亚大学由学院派教学体系改承包豪斯，但是综观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建筑教育，依然笼罩着浓厚的布扎体系的古典主义气息。基于海外求学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所接受的布扎体系的教育背景，他们在进行民族形式建筑设计时，也更加擅长从横三段、纵三段的古典主义建筑形式规律，以及推敲比例、尺度的角度入手，协调中西方建筑要素的关系。在这方面，赖德霖的《筑林七贤——现代中国建筑师与传统的对话七例》，曾就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博爱坊与祭堂，杨廷宝设计的中央体育场田径场牌楼，与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的正立面比例详加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建筑师“采用了西方古典建筑师所偏爱的理想比例”，是“在中国风格的建筑设计中融入学院派建筑学理论所体现的构图原则，或者说是用西方建筑的比例修正中国原形” 。基于此，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造型原则与西方古典建筑一脉相承，所有造型要素都经过西方古典建筑美学标准的提炼与修正，因此其建筑形制是有规律可循的，真正实现了造型手法的多元一体、和而不同。

根据笔者整理的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师情况，发现：第一，从事这些民族形式建筑设计的建筑师，绝大多数都有海外求学的经历。其中，金陵女子大学、中山陵的主要设计者吕彦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建筑系，并在亨利﹒茂菲建筑事务所实习。中央体育场、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医院、大华大戏院、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中英庚款董事会等的主要设计者杨廷宝，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并在保罗﹒克芮建筑师事务所实习过。马歇尔公馆、国民政府外交部、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古物保存库等主要设计师童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国民政府铁道部、励志社、华侨招待所等主要设计师范文照，也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国民大会堂、国立美术陈列馆、中国国货银行南京分行等主要设计者奚福泉，毕业于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和柏林工业大学建筑系。国立中央博物院的主要设计师徐敬直、李惠伯，均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建筑系。此外，也有一些来华外籍建筑师同留学归国建筑师或是本土建筑师，联合打造出民族形式建筑。如，国民政府交通部，由上海协隆洋行的俄国建筑师耶郎设计，辛峰记营造厂承建。金陵大学礼拜堂和西大楼由美国芝加哥帕金斯建筑事务所设计，陈明记营造厂承建，北大楼、东大楼与小礼拜堂，则有金陵大学工程处主管，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齐兆昌参与设计。金陵女子大学由亨利﹒茂非和茂非建筑事务所设计师吕彦直共同设计，陈明记营造厂承建。第二，上述留学归国建筑师中，杨廷宝是中国传统建筑研究机构——营造学社的中坚人物。满清遗族童寯认同中国传统文士精神，并潜心研习宋元文人画，对江南园林研究非常深入，作为近代中国古典园林研究第一人，童寯曾撰写《江南园林志》。范文照任职中国建筑师学会副会长，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积极响应国民政府的“中国固有形式”的城建政策。奚福泉的博士研究课题为清朝皇帝陵墓建筑，并于1944年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吕彦直出身清末官宦之家，自幼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毕业后进入茂非建筑事务所，帮助亨利﹒茂菲绘制整理了故宫大量建筑图案。由这些简要介绍可知，当年从事民族形式建筑设计的中国建筑师，他们学贯中西的文化素养，是其可以在建筑中呈现“中国固有形式”的基本条件。第三，在上述民族形式建筑师中，也有少数来华建筑师。其中，帕金斯建筑事务所和茂非建筑事务所，所承建的皆为1927年以前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大学。外国建筑师也从事民族形式建筑设计，主要与以下两方面相关：一方面，为了教会学校招生之便，以及基督教融入华人生活，他们遂从建筑入手，在屋顶造型与建筑装饰中体现民族文化特色，以便顺应二十世纪初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本色化”运动 ；另一方面，也与建筑师的中国文化情结有关。例如，亨利﹒茂非在1914年游览了紫禁城以后，曾经写下这句话：“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建筑群，在其他任何国家、任何城市都不可能找到如此宏伟壮丽的建筑了。”此后，他将事业重心放到中国建筑传统和西方先进建筑理论与技术相结合的探索与实践中。他在1926年5月出版的《中美工程师学会会刊》的一篇文章中说：“我越深入了解那些由中国古代伟大的工匠建造的优美、丰富、高雅的中国古建筑，我就越发肯定，把如此美妙的艺术从单纯的考古研究转化为当今鲜活的建筑学，是值得我去花费所有时间和费用的。这样也就为中国，也为世界保留住这一璀璨的遗产。” 他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情结一直延续到回美国的执业生涯，这使他成为最了解中国建筑的西方人。（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主要建筑师求学背景及其代表性民族形式建筑，见表二）

1、檐部
根据笔者整理的民族形式建筑素材，发现檐部形态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一、1910年至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前：1、十字脊塔楼+九脊歇山顶；2、悬山式阁楼+九脊歇山顶；3、九脊歇山顶+硬山式屋顶+单坡披檐，4、卷棚式屋顶。主要的四类檐部造型特征为：1、多采用烟灰色筒瓦、板瓦；2、檐下斗栱消失，或是坐斗、栱、升、垫栱板等构件勾勒出蓝绿红相间的颜色，使其转型为装饰构件。前者以金陵大学建筑群为代表，后者则以金陵女子大学建筑群为典型。3、挑檐枋有些简洁无饰，有些装饰青、蓝色为主的旋子彩画，后者又以金陵女子大学文学馆为典型；4、磨砖对缝封檐或采用红色木板封檐；5、吞脊兽与檐部色彩统一，造型淳朴有力；6、侧山搏风板上的绶带、卷草纹饰皆已简化处理，吉祥纹饰多以几何形态呈现。也有在侧山上开高窗，并裸露抬梁式建筑结构的做法，如金陵女子大学建筑群。

二、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至日军侵袭导致国民政府迁都：这期间檐部造型出现两大分化，其一，为中国传统建筑大屋顶样式，具体可分为：1、庑殿顶+九脊歇山顶；2、重檐攒尖顶+歇山顶；3、重檐歇山顶；4、庑殿顶+小阁楼；5、歇山顶+小阁楼；6、重檐庑殿顶；7、悬山顶+歇山顶；8、庑殿顶。檐部造型特征：1、檐部材料趋于多元化，除烟灰色筒瓦、板瓦以外，出现棕黄色、土红色、蓝色、绿色琉璃筒瓦材质，如美龄宫、中山陵建筑群、国立中央博物院、励志社、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旧址、中英庚款董事会等；2、部分建筑的檐下出现斗栱，多采用尺度较小、排布较密的清式装饰性的斗栱，如国民政府考试院东大门檐下的一斗三升斗栱，中山陵祭堂檐下的坐斗和栱的组合构件。但也不排除有体量粗硕，发挥承重功能的斗栱，如国立中央博物院檐下仿辽式结构的斗栱。因其粗壮的造型与承重作用，使得国立中央博物院的檐部升起，减缓了大屋顶的沉重感；3、檐下额枋多施彩绘，大多采用旋子彩画的图形结构，或以青绿黄色为主，或以浅浮雕素色成型。前者如励志社、华侨招待所、美龄宫，后者如中山陵祭堂、享殿等。门廊顶部多为天花梁枋组成的井字式框架，其上绘制团龙、翔凤、瑞兽、花卉、几何纹饰，色彩浓烈，如美龄宫门廊天花。也有浅浮雕素色几何纹饰的。4、重檐屋顶之间间距较大，多设置采光窗口。这是从使用功能入手，对中国传统重檐屋顶的改良设计。如国民政府铁道部、美龄宫、励志社等。5、吞脊兽与檐部色彩统一。檐部材质、色彩多元化，鸱尾（吞脊兽）的色彩也趋于多样化，但是，整体造型简洁，有向几何化演变的趋势，同时，较少出现垂脊走兽。在这方面，国立中央博物院与美龄宫比较特殊。国立中央博物院由于仿辽式建筑，而各有四个垂脊走兽。美龄宫因其仿清代官式建筑，且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行宫的建筑定位，建筑每条垂脊上各排布五个仙人走兽。

其二，为平顶建筑样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在南京出现的平顶，一方面是受到西方现代板式混凝土建筑的影响而形成的；另一方面也源自民国第一批留学归国建筑师，对中国传统建筑重礼制象征含义与外形，而轻功用与技术的质疑与矫正。梁思成在《致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信》中指出：“建筑的合用、坚固、美三元素中，合用居首，建筑是否合用与人民的生活条件、健康水平，与工商业的生产效率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建筑如不合用，可能会增加人民的死亡病痛，增加工商业的损失，所以我们有义务去保护他们的生命，增加他们的生产，这在平时已极为重要，当此国难之际尤为要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平顶建筑深得一部分留洋归国建筑师，如童寯、范文照、杨廷宝等欢迎，但是，一来，它的出现使得由中国传统大屋顶建筑构成的美丽天际线消失，二来，也与国民政府“中国固有形式”的城建政策相悖。因此，为了调和现代建筑形态与中国传统建筑构件之间的矛盾，也是由童寯、杨廷宝、奚福泉等建筑师领军，迈上了中西方建筑要素的创新结合之路，他们在兼容建筑的科学性与民族性方面，发挥了示范作用。笔者整理收集的平顶式民族形式建筑主要有：童寯设计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杨廷宝设计的中央医院旧址建筑群，奚福泉设计的国民大会堂与国立美术陈列馆等。归纳其檐部造型特征，会发现：设计师改变了中国北方官式建筑中的檐下构件——斗栱、昂等的形态与结构，并装饰在平顶下方。具体表现为：1、坐斗与栱的结合，如国民政府外交部檐部；2、夸大补间铺座相接处的栱眼，并处理成镂空几何形态，如中央医院旧址建筑的檐部；3、在檐部架设廊架，并于廊架梁柱之间增加几何形插角，其上浮雕拐子纹，如中央医院旧址主大楼的檐部，国立美术陈列馆侧立面的檐部；4、檐下增设蚂蚱头，多为浅浮雕祥云样式，如中央医院旧址主大楼门廊的檐部；5、檐下仿照彩画的图形结构，浮塑拐子纹，并在浮塑的彩画装饰之下增设蚂蚱头，如国立美术陈列馆、国民大会堂的檐部。上述檐部造型的共性特征在于：1、皆消解了其原型——斗栱、昂头的承重功能，而转型成纯粹装饰构件；2、因其装饰意义，所以缩小了构件的体量与尺度，大多形态紧凑，并未影响现代板式混凝土建筑的形态特征；3、檐部传统构件或彩画装饰一般采用浅浮雕或浮塑，素色成型，使得檐部色彩与素雅的建筑外观相统一。

三、1937年南京沦陷至1949年国民政府迁离大陆。从国民政府迁都西南到还都南京的八年间，也正是抗战爆发、南京沦陷，汪伪政权在南京建立的时候。汪伪政权期间的文化建设具有二重性：一个是文化建设的积极性，表现为整理古典文献，普及传统文化，以及借助非官方人士的民间结社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一个是文化管控的殖民性，表现为汪伪政权的官员，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民间社团，积极配合日军，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美化法西斯侵略，译介具有奴化意识的作品。综合考察此阶段的城市建设与民族形式建筑情况，认为：由于战争与沦陷区经济恶化，这八年间的南京城市建设几乎无所作为。1945年抗战结束，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到1946年2月，已有国大代表、国民参政会参议院、国民党中央党政机关要员等1000余人抵达南京。据统计，当时随政府还都的公教人员及其家属，应在43万人以上，因此满足他们的办公用房和住宿需求，是还都南京要面临的巨大问题。《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纪实》说道：当时解决房产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国民政府军政要员接收敌产和抢占敌产房屋，作为自己的公馆、别墅；二是国民政府从联合国救助署拨借法币10亿元充作建房费用，并向美国订购简易活动用房1700余栋；三是国民政府出资修缮战争中遭到破坏的行政、办公大楼，予以延用。当时的国民政府还都令称：“唯是大战之后，民生艰困，国力凋敝，亟欲与民休息，恢复元气，努力建设，保持战果。”但是很不幸，内战爆发，国民政府还都令中的美好蓝图化作泡影。在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四年中，南京的城市建设稍有起色，又因内战来袭，很快凋敝。据实地调研和文献记载发现，这期间新建的民族形式建筑十分稀少，比较有代表性的，仅有1946年为还都庆典而在国民大会堂前搭建的牌楼， 1947年杨廷宝设计、新金记康号营造厂承建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以及杨廷宝设计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旧址一侧的门房等等。其中，牌楼遗址无存。就现存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与资源委员会旧址门房的檐部形态特征来看，均为绿色琉璃筒瓦覆盖屋架，挑檐枋仿旋子彩画结构，但枋心与藻头图案具有几何化倾向，斗栱消失，檐下撒出栗色椽头。从檐部类型来看，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旧址为歇山式，而资源委员会旧址门房为庑殿式。由此可见，此阶段民族形式建筑延续了第二阶段的特征，但由于建筑总量减少，形态类型也大幅减少，多以单檐庑殿顶或单檐歇山顶出现，其上并无复杂的造型，正脊端的鸱吻、垂脊端的装饰也都有简化与几何化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资源委员会旧址一侧，门房的正脊中部，添饰了一个四坡顶三开间的小型绿色琉璃建筑装饰，这与金陵女子大学600号建筑的正脊装饰如出一辙，堪称别致。

2、墙身
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墙身与南京地区传统建筑墙身相比，存在较大的变化，例如：划分传统建筑开间的立柱部分消失；檐墙上的采光窗口面积增大；传统建筑中一般不开窗户或只开设高窗的山墙上，也普遍出现开设长条窗的现象。墙身形态的变化，与以下几个因素相关：（1）近代民族形式建筑中多采用砖混乃至钢混结构，其承重能力普遍强于传统砖木结构，因此，可为墙身上大面积开窗提供结构条件；（2）来华外籍建筑师与留学归国建筑师，将学院派在建筑中保持古典主义的做法，沿用在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中，并力求在建筑立面上因袭古典建筑传统。而在墙身上等距排列长条窗，恰是文艺复兴以后意大利、德国、法国等欧洲府邸的立面处理方式。（3）从功能分析入手的西方现代主义设计，促使当时的建筑师反思中国传统建筑“重道（礼制）轻技（功能）”的固有观念，尝试将理性、实用的现代设计观念，与值得传承的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相结合。重功能的现代设计观念，使得当时的建筑师聚焦功能分区、交通流线、采光通风、保温隔热等实际功用与技术方面的问题。基于此，不少民族形式建筑增大采光窗口，甚至突破了山墙上不开大窗的传统建筑风水禁忌，旨在改变中国传统建筑檐部深远，影响采光的弊端。

近代建筑史的时间下限，主要有1949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等多种说法。根据1961年的《中国近代建筑简史》、潘谷西的《中国建筑史》、杨秉德的《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等权威专著来看，他们一致认为1840年到1949年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的时间区间，并在这一百多年中谱写了民族形式建筑探索的三部曲。因此，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时间下限，定为1949年。

二、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至1937年日军侵袭导致国民政府迁都。这一阶段的墙身出现两大分化：
其一，无立柱分割墙体，主要形态类型有：1、门廊+上部方窗或长条窗+左右数组长条窗。如，竣工于1934年的美龄宫；2、门廊+上部方窗或长条窗+左右数组拱券形窗，如建于1929年的励志社中楼正立面；3、上部方窗或长条窗+中部数组拱券形窗，如建于1929年的励志社中楼背面；4、门廊+上部方窗或长条窗+左右数组长方窗，如励志社东楼正立面、国民政府外交部、中央医院主大楼；5、下部居中六边形门+上部方窗与阳台+左右两侧长窗，如国民政府监察院、立法院旧址的正立面；6、入口数组大门+挑檐+上部长条窗+左右数组长条窗，如竣工于1936年的国民大会堂与国立美术陈列馆。综观其墙身造型特征，可以发现：1、墙身基本构图为中轴对称，墙门或门廊是檐墙的焦点，其余的窗户尺度、造型方面都比较统一，等距排列在门廊或墙门周边，大多呈现一主二副三竖三横的构图网格。其中，一主为门廊或墙门与其上的方窗或长窗，由它们形成中段；二副指以门廊或墙门为中轴，阵列其两侧的各类门、窗，由它们形成左右两段；一主二副构成纵向的三组构图。而檐下一排窗户、中部阵列窗户与下部门廊或墙门所在墙身，则形成横向三段构图。由此可见，建筑立面总体构图沿袭了西方古典主义的三段式，体现了西方学院派古典主义建筑传统与中国古典建筑语汇的结合。2、墙身材质多元化，有用土红色釉面砖贴饰表面的，如励志社建筑群；有采用机制红砖勾丝缝的，如中央体育场游泳场建筑；有用斩假石抹面与机制红砖相间的，如中央医院建筑群；有在外墙贴饰棕色面砖的，如中英庚款董事会旧址；有传承清水青砖密砌的南京地方传统的，如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旧址。因为材质多元，墙面色调亦更加丰富。3、逐步出现用金属线条勾勒窗框窗棂的做法，为了同中国传统建筑栗色木质线条的视觉效果一致，多将金属线条漆成红色或棕色。4、窗棂装饰一如既往地简洁，除了直棂式变体以外，尚出现雷纹装饰。为确保采光，较繁密的雷纹紧邻窗框，并未占据窗户太多面积。如国民大会堂的主入口立面。

其二，有立柱分割墙身。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如：1930年竣工的国民政府铁道部大楼，1935年竣工的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1937年竣工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大楼，1936年动工的国立中央博物院，1933年竣工的华侨招待所，建造于1926年至1931年的中山陵祭堂，建于1931年的中央体育场田径场牌楼，1929年竣工的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旧址的侧山等。用立柱分割墙身的做法，在中国北方官式建筑与西方古典建筑中非常普遍。前者的立柱不仅用于支撑檐部，还用以规范室内柱网关系，建构起完善、缜密的木构架承重体系。而后者檐下与墙身上的立柱则与室内空间并无直接关系，它除了发挥承重功能以外，其主要价值在于调控立面比例，形成良好的构图关系。那么，上述墙身有立柱的民族形式建筑，它们的立柱究竟为何存在，又遵循了怎样的比例与尺度关系？这方面，赖德霖《筑林七贤——现代中国建筑师与传统的对话七例》中，曾就吕彦直的中山陵祭堂，杨廷宝的中央体育场田径场牌楼，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以及梁思成指导修缮的国立中央博物院，进行过专题研究。赖德霖通过测算柱高与面宽的比例，柱宽与柱间距的比例，柱径与柱间距和柱轴线间距的比例，建筑高度与正脊到相隔平台边线的距离之比等等，得出结论：这些比例都是西方古典主义建筑所偏爱的理想比例，显示了建筑师“借用西方古典建筑的比例去规范中国风格新建筑的造型”的努力，以及用西方建筑的比例原则对中国原型进行修正，同时用中国语汇对西方原型进行“翻译”的尝试。
由于有立柱规范立面的比例与形态，因此，这类民族形式建筑墙身上的门、窗布局更讲究序列感，窗间距与形态也更有规律。此外，除了中山陵祭堂的立柱，形态方整简素无纹以外，其他诸类民族形式建筑的墙身立柱，多呈鲜明的红色或栗色，这与整体素雅的墙身形成强烈对比。笔者揣测：立柱用色如此大胆，一方面，是为再现中国北方官式建筑的立柱色彩，表达民族文化复兴之意，另一方面，用明快的立柱色彩，强化西方古典建筑立面的构图关系，也表明建筑师采用西方古典建筑构图原则和现代标准，重新诠释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以及通过批判与改造，塑造出理想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的心路历程。

三、1937年南京沦陷至1949年国民政府迁离大陆。如前文所述，在这个日军侵袭，南京沦陷，汪伪政权开始殖民性的文化管控，以及内战爆发的多事之秋，南京的城市建设几乎停滞，仅在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的一两年内新建少量民族形式建筑。但是，一方面，抗战和忙于内战，导致国民政府国库空虚，无心城市建设；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简洁无饰的现代主义建筑观更加强劲地流播国内。这种板式墙体、外形规整、成本较低廉的建筑样式，刚好可以满足经济衰颓的国民政府营造建筑的需求，因此，当时新建的民族形式建筑虽有一些传承了大屋顶样式，但墙身普遍没有立柱，门窗布局也更加规则，现代板式建筑的墙体特征也就愈发明显。如：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门房的正面墙身为一门两窗、中轴对称，门楣、窗楣上浮塑方胜、如意、卷草纹样。因有灰色水泥抹面，纹样显得十分含蓄。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的墙身上，等距排列数扇长条窗，并由斩假石抹面区分出一二楼层。与此同时，此阶段的建筑有些在密砌的青砖之外，抹饰米黄色水泥，有些采用机制红砖，都使得色调更加明快，整洁的现代建筑气息扑面而来。

3、台基
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台基也具有较明显的阶段性演变特征。具体而言：
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的建筑台基，主要有两种组合方式，其一，多级踏步+栏板（或栏杆）+勒脚，如：金陵大学北大楼，金陵大学小礼堂，金陵大学礼堂等；其二，单纯勒脚，如：金陵大学东、西大楼，金陵大学学生宿舍等。其在形态上的共性特征是：1、形态简洁，并采用石材线脚，明确标示出勒脚的位置；2、地下空间的采光窗口或通风孔一般设置在勒脚上，如：金陵大学小礼堂一侧勒脚上，有三个镂空铜钱纹样的窗口和两个气孔；3、勒脚所用材料大多与墙身统一，如：金陵大学建筑群的勒脚，均沿用了墙身的清水青砖密砌手法。金陵女子大学建筑群则为斩假石抹面，和米黄色水泥墙身的色彩统一。

二、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至日军侵袭导致国民政府迁都。此阶段台基的组合方式并无明显变化，但是形态特征比第一阶段更加多元，具体表现为：1、勒脚分化出比较清晰的上枋与圭脚，上枋出挑大多较远，圭脚比较宽厚且突出墙体较多，如：国民政府外交部主楼的勒脚，励志社中楼的勒脚等；2、多级踏步两侧的地袱、栏板、望柱更加注重装饰，栏板多装饰几何化的海棠纹，望柱浅浮雕仰覆莲装饰，盆唇与寻杖之间装饰云栱和宝瓶，地袱与末端望柱之间插接石板，其上阴刻云纹。如：励志社中楼、美龄宫多级踏步两侧的栏杆，以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楼台基上的栏杆，该台基居中设置拱券门洞，形制比较特别；3、有些台基以须弥座为原型，但经过简化处理，如：中山陵祭堂、享殿、博爱坊的台基，中山陵音乐台照壁的台基，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入口牌楼的台基，国民政府考试院东门的台基，国民政府外交部主楼背面勒脚等；4、台基材质大多与墙身不同，因此凸显了檐部、墙身、台基的三段式构图关系。如：国民政府铁道部、励志社建筑群、国民政府外交部、中央医院建筑群、华侨招待所、中央体育场游泳场建筑等，它们的勒脚皆为斩假石抹面；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建筑群为毛石砌筑；中英庚款董事会建筑勒脚采用棕色面砖贴饰；美龄宫的勒脚、栏杆、多级踏步，以及国立中央博物院主殿前的三段台阶与栏杆，皆用白石、青石。5、不少勒脚上未设置地下空间采光窗口和通风口，如：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中山陵祭堂、享殿，华侨招待所，国民大会堂侧立面勒脚等。

三、1937年南京沦陷至国民政府迁离大陆。此阶段的台基基本延续前两阶段的组合方式，即，多级踏步+勒脚，或单纯勒脚。但是，与第一阶段相比，勒脚形态更趋简洁，突出墙身五至十厘米；勒脚材质大多与墙身不统一，如，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一侧门房的勒脚采用斩假石抹面，不论用材还是色调皆与墙身不同；台基上有设置地下空间通风口的，也有未设置的，如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的台基上设有通风口，而资源委员会门房未设置。与第二阶段相比，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新建的民族形式建筑，其勒脚的剖面形态比较平直，大多没有结构清晰的上枋与圭脚；台基中如有踏步，那么两侧的栏杆或栏板也未分化出清晰的地袱、栏板、望柱等结构，整体简素无纹。综合来看，此阶段的台基形态更加规整，装饰几乎消失，说明南京沦陷以后的十多年，经济基础薄弱导致城市建设无从考究，同时，缘于欧洲国家的现代主义设计观，抽离了服务大众的民主意识形态以后，凭借简洁无饰的形式与较低廉的建设成本，在当时的南京寻得生长空间。

四、建筑之“色”

建筑色彩与其材质的关系密切。上文有关建筑之“形”的分析，已经简要揭示了三个不同时段的檐部、墙身、台基，在建筑材料上的异同与嬗变。在此，依旧回到这三个时段中，结合材料特性，分析建筑三大部位的色彩情况。

1、檐部
根据笔者整理的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图片资料，发现：
一、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前，檐部以烟灰色筒瓦与板瓦为主，檐下彩画并不多见，檐下常见栗色椽头。金陵大学北大楼居中设置的钟楼，和东大楼、西大楼的阁楼上，也多用栗色木材组成窗棂和窗框。同时，不可忽视金陵女子大学会议楼、科学馆、文学馆等，朱红色的搏风板与山尖，以及檐下斗栱、柱头、椽头、雀替的红、绿、蓝相间的色彩关系，因此，这阶段的檐部色彩以青灰、栗色、湖蓝、朱红色为主。
二、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至日军侵袭导致国民政府迁都。檐部材料趋于多样化，灰色筒瓦、板瓦，棕黄色、土红色、蓝色、绿色琉璃筒瓦等皆有出现。此外，檐下旋子彩画也逐步复兴，当然，也不乏浅浮雕或浮塑彩画结构的装饰手法。总结该阶段檐部色彩，可以发现：青灰、棕黄、土红、蓝、绿、黄、青、灰白等等，是主要设色。
三、1937年南京沦陷至1949年国民政府迁离大陆。由檐部绿色琉璃筒瓦，青、黄色旋子彩画，栗色椽头，以及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旧址檐下的深红色搏风板、山尖等，可知此阶段檐部色彩是比较明丽的。概括来说，青、绿、黄、栗色、深红色为主要色彩。

2、墙身
墙身色彩也存在阶段性演变特征，具体而言：
一、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前，墙身以南京地区传统的清水青砖密砌而成，如金陵大学建筑群，也有在青砖外抹饰米黄色水泥的，如金陵女子大学建筑群。山花、门窗以深红、朱红或栗色为主，腰线、过梁用白色石材标示。同时，金陵女子大学建筑群墙身上显赫的朱红色立柱，绿、蓝、红相间的额枋与柱头等，更使得朱红为此阶段典型设色。因此，该阶段墙身呈现出青灰、米黄、灰白、棕红色等相对素洁质朴的色彩，与艳丽的朱红色并存的景象。
二、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至日军侵袭导致国民政府迁都。此阶段的墙身，一方面因为所用材料更加多元，例如，除了清水青砖密砌以外，尚多见机制红砖、棕色釉面砖、土黄色面砖、米黄色拉毛水泥、灰白色斩假石、灰白色石材等多种材质，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建筑上再现中国北方官式建筑中的大红柱或栗色柱，加上门板、窗棂、窗框呈现朱红或栗色等，因此，该阶段的墙身色彩算得上异彩纷呈。归纳来看，以青灰、灰白、米黄、棕红、朱红为主。
三、1937年南京沦陷至1949年国民政府迁离大陆。调研为数不多的新建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民族形式建筑，可以发现：为了让面积较大的墙身体现出现代建筑的特质，时常出现在第一、二阶段的青灰色的清水青砖墙，在此阶段并不多见，一般情况下都会在青砖外，抹饰米黄色、灰白色水泥，或是采用机制红砖。但是，栗色门窗框、窗棂、门板等，则延续了前两阶段的特征。综合来看，此阶段墙身色彩主要有：米黄、灰白、浅红、栗色等。

3、台基
综观各个时段的建筑台基，笔者认为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台基色彩，是三个部位中最稳定的，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最常出现的清水青砖密砌台基，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斩假石台基和毛石台基，当然，也不可忽视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入口牌楼下部，仿须弥座造型的台基，其外部抹饰青灰色水泥。归纳来看，台基色彩主要为：青灰和灰白。

整理上述三部位在三个时段中的色彩情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前，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主要设色为：青灰、栗色、朱红、米黄、灰白。2、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前，建筑主要设色为：青灰、棕黄、土红、蓝、绿、黄、青、灰白、土黄、棕红、朱红。3、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至国民政府迁离大陆，建筑整体色彩为：青、绿、黄、米黄、浅红、栗色、灰白。
（三大时段民族形式建筑的形色特征图例列表，见末页表三）

五、形色要素之承续

民族形式虽是八十年前风靡南京的主要建筑样式，但是，一方面，推动其发生、发展、兴盛的民族文化复兴思潮，精英阶层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以及第一代中国建筑师在兼容中西的基础上，传承“中国固有形式”的设计手法，对于倡导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当今设计来说，仍有启发与借鉴意义；另一方面，民族形式建筑也高度应和了近代南京的主要地方特色，即，传统文化根基深厚，西化、现代化进程不及上海、广州、天津等租界城市、通商口岸。与此同时，频频出现在建筑上的中国北方官式建筑大屋顶，明丽的旋子彩画，简洁古雅的装饰，以及马歇尔公馆上水戗发戗的江南特色的屋架，又折射出六朝古都的城市意象。因而，民族形式可被视为南京近代城建史上，最能展现历史、地域文脉与时代精神的经典形式。

民族形式作为南京近代建筑的重要样式，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前，即已出现在教会大学校舍和1910年南洋劝业会的农业展览馆上，当然后者今已无存。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其数量大幅增加，集中的路段增多，分布也更加广泛。当时一批新建的机关公务类建筑，教科文体类建筑，部分官邸类建筑以及宗教陵墓类建筑，均以民族形式定位其建筑样式，以响应国民政府的城建政策，鼓舞民众的民族文化自信，引发民众的文化自觉。据张年安、杨新华《南京民国建筑调查报告》显示，1912年至1949年之间，南京遗留下西式折衷主义、民族形式、现代主义、Art Deco风情的900多万平方米的近代建筑，以民国建筑为主体的近代建筑尚存900余处约1500余栋，165处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其中，民族形式建筑所属级别普遍较高、分布区域较广、集中路段较多。（见图一）。

对此，南京市规划局和文物保护部门相继出台《南京近现代优秀建筑保护规划》、《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及近现代建筑风貌区整治工作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有关近代建筑保护及其风貌区的整治工作，也如火如荼地进行。这时，便面临两个问题，其一，在民族形式建筑集中的路段与区域，如何拿捏近代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形色要素，并在整治该风貌区的现代建筑时，能够将这些形色要素应用其中，让现代建筑也焕发出近代民族形式建筑的神韵，旨在求得统一的历史风貌，展现民国首府的城市意象？其二，伴随民国建筑热，南京地区的室内设计也刮起了民国风。那么，如何在室内空间诠释近代南京建筑的代表——民族形式建筑的形色要素，以呈现近代南京的地域特色、历史文脉？针对这两个问题，笔者藉由两个实际案例进行探讨。

1、以《南京民国风貌区片之长江路段沿街建筑立面整治》为例
如上文所述，笔者经由实地调研和检索文献，已分别针对三大时段的民族形式建筑，归纳其横向三部位（檐部、墙身、台基）的形态类型、形态特征，以及与材料紧密相系的建筑色彩，那么，如何在现代建筑中再诠释这些形色要素？民国第一批留学归国建筑师，在设计民族形式建筑时，用西方古典建筑美学标准提炼与修正中国传统建筑造型要素，用中国语汇对西方原型进行再塑造的手法，值得我们借鉴。在本案中，我们需要调整的是，将西方古典建筑美学标准和比例原则，置换成现代建筑美学观念和结构方式。
本案中待整治的建筑，地处南京长江路国民大会堂和国立美术陈列馆所在街区。国民大会堂和国立美术陈列馆是近现代优秀建筑，竣工于1936年，由公利工程司建筑师奚福泉设计，上海陆根记营造厂承建，二者外形均为现代平顶式，相似度较高。它们的檐部特征为：1、檐下仿照彩画的图形结构，浮塑拐子纹；2、浮塑的彩画装饰下部，伸出浮塑了拐子纹的蚂蚱头；3、在侧立面的檐部架设廊架，并于廊架的梁柱之间增加几何形插角，其上浮塑拐子纹。墙身形态类型为：入口数组大门+挑檐+上部长条窗。其形态特征为：1、无立柱分割墙身；2、墙身基本构图为中轴对称，表现为一主二副三竖三横的构图网格；3、用漆成红色的金属线条勾勒窗框窗棂；4、窗棂装饰以直棂式变体为主，临窗框处对称设置雷纹装饰。台基为纯粹勒脚，其形态特征为：1、勒脚分化出上枋与圭脚，上枋出挑较远，圭脚比较宽厚且突出墙体较多；2、勒脚上未设置地下空间的采光窗口和通风口；3、台基材质与墙身一致，均为斩假石。建筑色彩关系为：大面积灰白+局部土红。（国立美术陈列馆，见图二）

图二 国立美术陈列馆（今江苏省美术馆。图片来源：实拍）

该街区中被整治的现代建筑主要有：苏美达大厦、商业写字楼、汉府饭店、南京市第九中学等，这些建筑的立面较新、形制规整，但无一例外地与两栋近代民族形式建筑的风貌，相去甚远。在现代建筑中再诠释近代民族形式建筑的形色要素时，我们的处理手法是：1、形态方面：（1）以国民大会堂和国立美术陈列馆的檐部、墙身、台基的形态类型与形态特征为原型，顺应现代建筑美学重使用功能，重视点、线、面、体块交接穿插的结构关系，而轻繁琐装饰的观念，尝试进一步简化原型中檐部、窗棂的装饰，增大采光窗口面积，强化立柱、墙体与檐部组合过程中形成的空间关系；（2）不拘泥于原型中的混凝土砌块材料，可使用更能体现现代都市气质的釉面砖、花岗岩、铝塑板等。2、色彩方面：由于建筑色彩是影响公众建构城市意象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确保近、现代建筑风貌的一致性，该街区内所有建筑色彩皆以大面积灰白+局部土红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