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醴陵出土商代象尊艺术纹饰及文化寓意探窥

摘 要：现今国内仅藏的一件商代青铜象尊，出土于湖南省醴陵市狮形岭；醴陵象尊用多种动物纹饰进行了适形纹样设计，器身雕刻有20余个动物纹样，并以云雷纹饰底，其中饕餮、夔龙、老虎、玄鸟为主要纹饰；象尊上的动物群纹样是商人“神人以和”这种人神和谐共处思想的结晶，其象鼻纹样虎上鸟下则是巴族人民对其图腾“猛虎”崇拜的展现；通过对醴陵象尊艺术纹饰和文化寓意的分析研究，特别是从其老虎和玄鸟的构成样式推断，醴陵象尊很有可能是湖南本土的青铜器皿。
关键词：象尊；虎纹；玄鸟纹；神人以和；巴人崇虎

一、背景

湖南醴陵出土商代象尊，属于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的鸟兽形青铜器，是一件器形构造及纹样设计都独具匠心的盛酒器，为商周时期青铜器中罕见的珍品。据考古发掘及历史文献记载，按铸造年代不同划分，目前存世的象尊共有四件，其中商代的象尊占了三件。这三件象尊分别是：一是1975年2月于湖南省醴陵市仙霞镇狮形岭出土的象尊（以下简称醴陵象尊，见图1），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通高22.8厘米，长26.5厘米，宽14.4厘米，重2.78千克，[1]象背部有一个椭圆形盖口，出土时尊盖已遗失；二是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收藏的子母象尊，通高17.2厘米，长21.2厘米，宽10.6厘米，其与醴陵象尊特征神似，如出一辙，均属商代后期铜尊；三是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所藏商末周初时期象尊，通高65厘米，长96厘米，宽45厘米，是醴陵象尊体积的三倍还大。相传流失在国外的以上两件象尊皆是在湖南境内出土的青铜文物，[2]而醴陵象尊，是目前仅有的收藏在国内的一件商代象形尊，此尊造型生动夸张，纹饰繁缛，充满神秘感。

图1 醴陵出土商代象尊

尊是古代一种盛酒的酒具，也是祭祀礼仪中常用的盛酒礼器之一。考古发掘显示，商代前期，青铜尊为数不多，造型多为折肩尊注1。商代后期以后，随着冶炼和铸造技术进入鼎盛阶段，青铜尊的发展也出现了繁荣景象。其器型变得花样繁多，出现了模仿鸟兽造型的一类酒尊，这类酒尊的铭文通常刻有“尊彝”二字。[3]1941年容庚（1894～1983）在《商周彝器通考》中将“鸟兽尊”专列一类，此后学者多从其说。鸟兽形“尊彝”中象尊的名称在《周礼》中也有记载，如《春官·司尊彝》中，记载“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其朝践用两献尊，其再献用两象尊”[4]，便提到了“象尊”。《国语·周语》中也有：“修其簠簋，奉其牺象，出其樽彝，陈其鼎俎”[5]，句中“奉其牺象”即指鸟兽尊中的象尊。

二、醴陵象尊的艺术纹饰

图4 象尊长鼻在象尊的颈部、腹部、臀部及四肢上，主要饰有饕餮、夔龙、老虎、玄鸟等独立纹样。醴陵象尊全器一共装饰有7只饕餮纹，其中有6只为大小各异、不对称且不完整的饕餮纹，主要分布在象尊后腿两侧和腹部，纹饰神秘威严，最后第7个是对称的饕餮纹，位于大象的臀部。大象背部上最大的饕餮纹采用有首无身的构图形式，兽目睁圆，上尖下圆的叶形耳位于眉目上方，羊角弯卷内勾，是一个典型的羊头饕餮。后腿上的饕餮纹疏松地散布在繁多密集的云雷纹之间，饕餮的眼睛、耳朵、角这些部位的轮廓清晰可见，而且相互不交集，有点类似现代的解构手法。尊体两只前腿上刻有平面形式的虎纹，造型为老虎的侧面行走姿态，型制如同司母戊鼎鼎耳上虎食人的造型，虎头眼睛突出圆睁，嘴巴张开，虎的前腿呈弯曲前迈状，后腿和前肢动作一致，虎尾向后稍上扬，尾端略向上弯曲。虎背部形状如同弧线，腹部用三根弯曲的线条装点其上，一条阴线装饰在贯通身躯至虎尾的脊柱上。整个状态为大步前行，将要扑食的形象。就连象尊足部也刻画得非常细致，正面有3个脚趾，背面也有3个。

图2 象尊右侧面

如图3所示，利用象额头宽阔的特点，在其额上方装饰有一对螺旋形的高浮雕蛇纹，分别旋绕在额头两侧。蟠屈的小蛇双目圆突，身躯中央刻有脊柱，蛇身用简短的连续排线装点。大象的面颊中部是一个菱形，其下是如意纹样，正是象鼻纹样的开端。大象的眼睛圆突，眉毛呈豌豆状，嘴角向下，两颗尖尖的象牙外露，右耳稍有残破。象鼻上翘成“S”形，如同大象在扬鼻长啸，挑战发威。见图4所示，象尊的长鼻鼻端是一组玄鸟、老虎和长蛇的组合纹饰，造型夸张独特。鼻端口沿部位铸有一只长着尖细嘴巴的玄鸟，双眼圆睁，身上清晰地雕刻着翅膀，一眼咋看，更像一只昂首的凤鸟头。玄鸟之上匍匐着一只头朝着大象额头的圆雕老虎，虎身伏卧在象鼻顶上，虎尾卷翘，其身用阴刻手法雕有瓜形纹样，虎口衔住一条饰于象鼻之上的长蛇，这个长蛇实质就是象鼻上脱模用的齿状棱脊。在象鼻正下端部位也饰有一条凸起的长蛇，蛇身也是作齿状连续纹样，其造型简单，无足且尾巴曲卷，与象鼻的“S”造型精妙地交融在一起，象鼻其余部位还雕刻着鳞形的连续纹样。象尊耳朵上铸造了巧妙的适形纹样，正面为云雷纹，背面饰有长尾玄鸟纹。象尊耳孔向内嵌入，象耳下方连接脖颈处，左右还各刻着一只伫立的玄鸟，其双目注视前方，长长的尾巴卷曲着。

图3 象尊正面

商代作为我国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也是我国青铜艺术走向繁盛的主要时期。商代青铜器是商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商代文化艺术最主要的物质载体。[6]醴陵象尊，远观为站立状象形，整尊形体并不大，但是器体精致紧凑，形制厚重坚实（见图2），出土时器身已被均匀地腐蚀了一层呈碧绿色的矿化层。其尊体图案纹饰经过三千多年的埋藏积淀，依旧明晰可辨，整个象尊躯体肥大，四肢粗健。象尊器物的内部结构设计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功能，其腹部是空心的，而鼻端的孔是作为倒酒的流口，与腹部相通。这种流口设计把动物形体特征与器物实用功能巧妙地融合为一体，达到美观与实用统一的效果。到了商末，青铜器不仅铸造上工艺精湛，器形也种类繁多，装饰题材遂愈加丰富，其中一个令人注目的特征便是呈现多种动物纹饰的倾向。[7]而醴陵象尊的尊体纹饰效果，就是利用多种动物纹饰进行了适形纹样设计，令世人不得不惊叹其纹饰的巧夺天工、繁丽雄奇，醴陵象尊将各类动物装饰纹样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并且刻画非常精细。经过梳理，我们发现象尊器体上大约饰有20余个动物纹样，其主要的纹样有：1、饕餮纹，2、夔龙纹，3、老虎纹，4、玄鸟纹，5、蛇纹，6、云雷纹等。整体纹饰构图巧妙，讲究变化又不失统一，具有较强的工艺美感。

图4 象尊长鼻

象尊臀部的4只浅浮雕形象的夔龙纹（见图5），造型灵动、刻画精细，其中臀部中部的是一只较大的夔龙纹，头朝下，尾朝上，“且”形的龙角特征很明显，尾部成卷草纹的样式。在后腿与腹部交接处有一只稍小点的夔龙，头朝着脚尖，足似两勾，耳朵呈“凹”形。象尾呈下垂状态，是从脊骨一直延伸下来，尾部脊骨两盘刻有麦穗状条纹。见图5所示为象尊的正背面，从耳朵开始是长尾玄鸟，臀部是饕餮，往下是夔龙，两条后足又是夔龙，体现商代晚期纹饰上强调对称性的特点。

图5 象尊背面

在象尊的各个纹饰之间交织装饰着云雷纹，以连续纹样伸展，作为底纹陪衬，烘托象尊器身上的夔龙、饕餮、老虎、玄鸟等主要纹饰，从而产生错落有致、图底分明的纹饰编排效果。

三、醴陵象尊的文化寓意

随着商代青铜器工艺的日臻成熟，贵族对青铜器的要求不再只满足于实用功能，开始重视其视觉上的美观，追求繁复的纹饰表现，促使商代青铜纹样艺术形式快速发展，青铜器逐渐成为展示商代宗教信仰和艺术审美的典范。醴陵象尊器身纹饰精美，集合了饕餮、夔龙、老虎、玄鸟等诸多动物图像，其图像的背后一定隐含着特定的文化寓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神人以和和巴人崇虎。

1、神人以和
《礼记·表记》中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8]殷商民族是一个“尊神事鬼”的民族。商朝子民信奉神灵崇敬鬼神，事事皆要遵循神灵指示，用以赢得神灵庇佑。象尊作为祭祀用的礼器，盛装美酒供奉神灵，这是商民族“尊神事鬼”文化的具体表现，人类希望通过祭祀等手段，达到愉悦神灵从而获得神灵保佑，实现神佑人畜的目的，呈现了商人对“神人以和”注2思想的追求。

《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著：“国之大事，在祀与戎”，[9]商代的青铜器，除了少数奴隶主贵族的日常用器以外，大都是用于祭祀和战事的青铜礼器和兵器。殷商时期的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生活，大都围绕“战争”与“祭祀”这一残酷和肃穆的主题展开。限于当时科技水平的限制，人们不能科学地认识社会和自然现象，导致巫术盛行，商人无论是祭祀、征伐，小至疾病、生育，无一不求神问卜，成为商人宗教信仰的一种表现形式，逐渐渗入到青铜器艺术纹饰的创作中。醴陵象尊器身的饕餮纹、夔龙纹亦好，老虎、玄鸟等纹样也罢，这些均是商民族寻求“神人以和”这种天人合和精神的象征，运用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将具有神秘色彩的巫术思想表现在象尊尊体的艺术纹饰中。从另一角度看，商朝人民既然崇信神灵，就会情不自禁地与神灵做比较，以人性的特征来揣测对比神灵。醴陵象尊的器型与纹样装饰受到商人巫术文化以及图腾崇拜观念的限制，工艺师在保持巫术信仰的同时，采用符合时代特征的装饰手法来展现尊体的视觉艺术。象尊身上的饕餮、夔龙、老虎、玄鸟纹样形象威猛狰狞，这不仅是为达到视觉上的美观，这也是商人的一种自喻，意在彰显商民族的强盛。同时，象尊的艺术纹饰也映射了当时商朝人民的梦想和希冀，祈望给予商民族强大不凡的力量，既能像饕餮一样在山野狂嗥，又能像夔龙似的在水天之间尽情遨游；不仅具有像老虎一般的英武神力，也有像玄鸟一般的柔和秀美。正由于商代巫术把象尊这类祭祀礼器视作人神相互交流的中间介质，在精神上授予其可上天入地、气势辉煌的神奇能力，运用青铜艺术的器型工艺与装饰纹样，以达到体现其宗教、政治目的的意义。[10]因而，商代的青铜礼器不仅展现人对神的敬畏之情，也间接地表现出商人对自然和生命的尊重和追求，无不蕴含着商朝人民力求“神人以和”这种人神和谐共处的思想。

2、巴人崇虎
在《诗经·商颂·玄鸟》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说法，[11]恰是因为玄鸟生商这个祥瑞寓意的缘故，殷商统治阶级为了增强其神秘感，于是便在铸造的青铜礼器上雕刻形态奇特的玄鸟。虽然商人的崇拜神灵是玄鸟，但为何在醴陵象尊中却出现玄鸟被压在老虎的尾巴之下呢？醴陵象尊中虎纹出现过3次，而玄鸟纹则出现过5次。笔者试图从虎纹和玄鸟纹饰的关系入手，探讨研究醴陵象尊究竟是正统商族铸造的还是出自别的民族在商文化的影响下制造出来的，是归属于中原地带的青铜礼器还是湖南地方铸造的青铜器问题。
《说文》对老虎的解释为：“山兽之君，从虍从儿，虎足象人也。”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祀典》中记述：“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12]诸多文献都说明老虎在古代是能够驱邪食魅的神兽，将其刻铸于青铜器皿上是祥瑞符号，在商代青铜器反复出现老虎的形象应该是源自这种最原始的吉祥寓意，但可以肯定的是老虎不是商人所膜拜的图腾，而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巴人才是世代崇虎的民族。《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曾记载巴人的祖先廪君死后化为白虎的故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13]在殷商统治时期，商民族为了不断扩张地盘而屡次向南迁徙，在连续迁移的过程中也促使其被动接受了其他民族的文化。依据史料记载分析，商民族曾多次大范围征伐长江以南地区的巴族，巴人的文化也反过来影响了以商朝为代表的中原文化。[14]或许是基于巴族崇虎，致使老虎纹样也出现在商代青铜器上。带虎纹的青铜器应是起源于南方，中原青铜器上的虎纹应是接受了南方青铜器的影响。[15]而商晚期的湖南地区正是巴人的活动范围，同时，经过对历史文献资料以及考古发掘内容的梳理，在当时的湖南省境内的考古遗迹中也出土了虎牙和虎骨，这说明湖南境内在当时存在老虎的生存迹象。象尊作为祭祀用的酒器，把老虎纹样装饰在其明显部位，且老虎在上玄鸟在下，暗喻巴族的强大，也是一种巴族抗争商朝统治的表现。由此，依据上文推理，醴陵象尊出土地与商周时期巴族势力范围契合，又因巴族崇虎敬虎，所以，醴陵象尊完全有可能是商末时期的巴族铸造，属于地方型青铜礼器。

结语

醴陵象尊身上汇聚了20种以上的不同纹样，正面纹饰分布其实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头鼻部，二是胸腹和前足，三是臀部和后足，在纹样上独立纹样、连续纹样和适合纹样三种传统图案创作手法都被运用到了。其中有商代晚期青铜器中著名的饕餮、夔龙、老虎、玄鸟等这4种经典的纹样，可以说是集合了地下天上的飞禽走兽。笔者经过对醴陵象尊纹饰艺术的研究，推断其为商末在长江中游地区活动的巴族所为，属于湖南地方型青铜器。象尊纹饰上的文化寓意主要是体现了神人以和的思想，商人想借助饕餮、夔龙、老虎、玄鸟等吉祥纹样，去寄托人们对神灵的崇敬，同时更希望得到神灵的庇佑。象鼻上老虎在上、玄鸟在下这种图像构成形式，暗喻了商族也被动地吸纳了巴人崇虎的地区文化，从其老虎和玄鸟的构成样式推断，醴陵象尊很有可能是湖南地区的青铜器皿。

醴陵象尊是我国青铜艺术中的瑰丽之作，它将象的形象与尊的造型巧妙的适形结合，从中不难看出我国古代先民独特的艺术审美以及高超的铸造工艺。结合对醴陵象尊艺术纹饰的归纳和文化寓意的梳理，指出醴陵象尊不仅仅是古代祭祀神灵用的礼器，更体现出其对文化和信仰的传承，是我国古代民族祭祀礼制和巫术文化的产物。象尊在纹饰设计上可以说是商代青铜器中极其精巧的作品，装饰法则简约却不简单，使铜器显得既威严又灵巧，其纹样中所蕴含的商代文化内涵更值得我们去不断地探究。

注释
注1：折肩尊其基本造型是：敞口、束颈、折肩、深鼓腹、圈足。
注2：神人以和的原意为神和人通过诗歌音乐可以交流思想感情而能协调和谐，在这里笔者将青铜器上的纹样假借为诗歌音乐，通过纹样艺术以实现神和人之间的精神沟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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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2012年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湖南地区商周青铜器纹样的设计学研究》（12JDZ10）阶段性成果；湖南工业大学2013年研究生精品课程项目(KC1302)基金资助。
作者：吴卫/乔松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本文已发表于《装饰》杂志2016年04期